德國社會學界巨擘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於2026年3月14日辭世，享耆壽96歲。哈伯瑪斯一生以「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的辯證精神聞名，不僅在學術界引領風潮，更積極參與時事論辯，其核心思想「溝通行動理論」與對「公共領域」的深遠影響，至今仍是理解現代民主社會的關鍵。

思想巨擘的辯證之路：從實證主義到社會理論

哈伯瑪斯作為戰後德國重要的思想家，其學術生涯始於一連串關鍵論戰。其中，1964年在海德堡舉行的德國社會學年會上，他代表法蘭克福學派，為阿多諾辯護，與以波普為首的批判理性主義學派，就社會科學是否應採「價值中立」的方法邏輯展開激辯。這場以《馬克斯．韋伯與當代社會學》為主題的年會，意外聚焦於韋伯的Wertfreiheit（價值中立）概念，事後被命名為「實證主義論戰」（Der Positivismusstreit）。此役不僅奠定哈伯瑪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接班人的地位，也預示了他未來對社會理論的深耕。

另一場持續數十年的重要論戰，則是哈伯瑪斯與德國「系統理論」（Systemtheorie）掌門人盧曼之間的辯論。這場「社會理論論戰」涵蓋面向甚廣，從兩人對社會「本質／本體」的觀點、社會學基本概念（溝通／意義／行動）的定義、研究方法的典範（功能分析／價值批判／規範重建），到社會演化的解釋（變異與選擇／溝通共識），雙方觀點幾乎南轅北轍。然而，兩位學者皆致力於建構宏觀的巨型社會學理論，其知識貢獻被視為二戰後影響深遠的學術成就。

溝通行動理論與公共領域的重建

哈伯瑪斯在投入社會科學邏輯論戰並與盧曼進行理論辯論的過程中，逐漸修正其早期帶有強烈意識形態批判色彩的方法論立場。他不斷納入「普遍語用學」觀點，並將其與「商談／對話倫理學」相結合，最終於1981年出版兩大冊《溝通行動理論》。這部鉅著重新樹立了帶有規範性意涵的「程序正義」論述，其核心在於強調在「理想言說情境」下，所有「公共領域」參與者都應遵循以下「有效性宣稱」，透過平等、不被扭曲的溝通來形成共識，以此矯正現代資本主義的「病態發展」：

• 真理性
• 真誠性
• 正當性
• 可理解性

值得一提的是，「公共領域」（Öffentlichkeit）的概念史也與哈伯瑪斯的學術發展緊密相連。他在1961年以《公共論域的結構轉變》（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完成大學任教資格論文，並於1962年出版。有趣的是，該書的英譯本《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直到1989年才問世，卻恰好趕上蘇聯東歐劇變的時代氛圍，使「公共領域」一躍成為當代民主理論的核心概念，並與北歐國家發展出的「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結合，成為他1992年出版《事實與效力》（Faktizität und Geltung）中提出「雙軌民主」的基礎。

哈伯瑪斯精心建構的「雙軌民主」主張，民主運作應由兩條軌道構成。第一軌是由非制度化的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Informal Public Sphere）組成，在開放的溝通空間中，媒體、街頭抗爭與民間組織共同發現問題、聚焦議題，並在自由論辯中形成「公共輿論」。第二軌則是制度化的審議與決策程序（Institutionalized Deliberative Politics），亦即在國會、司法機構、行政機關等正式政治系統中，將第一軌形成的輿論，經由合法程序轉化為具約束力的法律與政策。他認為，健康的民主需確保公民意見能有效傳導並影響決策，這同時意味著：

「一種程序性法權哲學的新典範，欲使政治自主性、道德規範的正當性與自由社會的現代性得以在全球化轉型趨勢中同時被展現出來。」

——周明泉

哈伯瑪斯對於政治社會環境變遷的敏銳度可見一斑。他曾回頭檢視並修正其舊作中對現代「公民社會」的「低估」論點，於1990年再版《公共論域的結構轉變》序言中，將黑格爾到馬克思慣用的「資產階級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全面改為「公民社會」（Zivilgesellschaft），重新詮釋了蘇格蘭啟蒙運動的Civil Society概念，展現其不惜改變原立場所追求的思想精進。

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與當代挑戰

哈伯瑪斯作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其角色在1986年主動發起的「歷史學家論戰」中益形穩固。他大力批判部分德國學者試圖重新詮釋納粹歷史的企圖，認為這些論述背後的政治意圖是讓德國擺脫納粹歷史的道德負擔，朝向「歷史正常化」（Normalisierung）。哈伯瑪斯堅信這將削弱民主的道德基礎，其觀點透過主流媒體廣為傳播，代表了社會良心，也使其公共知識分子地位更加鞏固。他的逝世，獲得政治人物和媒體界的高度推崇，被視為戰後德國民主文化的重要象徵；法國《世界報》更將其思想置於歐洲脈絡中，認為他象徵了一種跨越民族國家的「歐洲公共理性」傳統。

然而，哈伯瑪斯近年對時事的評論也引發爭議。他在俄烏戰爭和以色列發動的加薩地區戰爭中發表的評論，與其在「歷史學家論戰」中的堅定態度形成對比。他始終強調「避免戰爭升級」並應與俄羅斯總統普丁進行溝通，對待巴勒斯坦人道危機時也缺少明確的道德譴責，這引來不少批評，甚至被嘲諷為抱持「西歐中心主義」且不夠了解烏克蘭。

展望與影響：疑慮中的希望

儘管高齡九十餘歲，哈伯瑪斯仍積極參與公共輿論，其精神令人敬佩。然而，面對當今世界韋伯所形容的「價值多神論」（Wertpolytheismus）境界，哈伯瑪斯所醉心的「溝通理性」似乎陷入了難以施展的困境。無論他如何疾呼，對於如齊澤克等「後殖民批判」學者而言，地緣政治的現實已使「公共領域」的前提條件完全瓦解，在全球衝突與政治極端化中，所謂的規範共識空間根本難以成立。

如果我們將場景拉近到最新的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事件，建立在普遍主義之上的國際法形同虛設。然而，人類若不樂見「強權即真理」的叢林法則成為唯一的支配力量，那麼，正如一份另類報紙對於哈伯瑪斯的蓋棺論定見解：終其一生，他展現的是一種「疑慮中的希望」（skeptische Hoffnung）。這份希望，或許正是其思想留給後世最寶貴的遺產。